“五精结合”理论与中风辨证论治探析
其实浅析“五精所并”理论与中风证治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浅析“五精所并”理论与中风证治，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浅析“五精所并”理论与中风证治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五精合一”的理论可以在《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中找到。其曰：“精气合于心则喜，肺则悲，肝则忧，脾则畏，肾则谓之五精虚合。”历代注释家对这一原文的含义众说纷纭，当代名家也有新知。
但多从理论上探讨，与中风辨证治疗的相关性论述较少。笔者通过研究相关资料，发现“五精结合”理论对中风的诊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就不去想了。
五精合一本义辨析
周学海直言不讳地说，“这首诗是对‘五蕴合一’的经文的最精炼”。历代医家也有不同的注解，大致可分为六种：互生互制说、虚实结合说、乘说、精气相辱说、乘相辱说、误写说。
第一，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理论
主要以杨尚山为代表，他认为“精”是指藏于命门(肾)的精。他说：“精是指藏于命门的精，也是由五脏而生。五精不足，虚则隐，病也生。精不止五种，隐者亦真，病也。命门俗称肾，肝之母，母与子合，故为忧。
心是火，精是水，水在火里，所以坏就是好。肺为金，水为母，故有怜。精与左肾结合，则肾满恐。脾胃亦土，畏之。"
按照它的解释，肾精气盛会按照互现规律影响肝肺，按照互制规律影响脾心。该学说强调人体精气平衡，虚或实均可因偏致病，并影响五脏。然而
将五行生理规律应用于病理机制是不恰当的，混淆了生理与病理的界限。而且他的“五精有余，藏物亦实而病”的说法，也与《素问•宣明五气篇》所说的“虚而合”有所不同，有待商榷。
第二，多余的一起说。
主要以马谡、高世宗为代表，比如马谡结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肝主怒，心主喜，脾主思，肺主忧，肾主畏”，认为五脏之一虚，其余四脏精气合，表现为这个脏心的发作。
我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理论和《阴阳应象大论》的五脏之志并不完全一致。虽然马史对此有所怀疑，但仍将其解释为“肝中之忧”，而非“怒”，因为“肺气可乘”；“与脾合则畏”而不是“思”因为“思多则畏”，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第三，乘法原理
主要以王冰、张景岳为代表，他们认为“五精合一”是有继承关系的两脏相合，产生情志病。比如张景岳认为“污浊之气不足，则气与胜相合”，“气与心相合，则火之气也，气与心相合，则气有余，故其志在乐。
但《本神》篇说：肺，无尽的欢乐会伤你的灵魂，你是在用心火占肺金”，“肺中气必占肝悲，肝必亏”，“肝中气必占脾忧，脾必亏。《本神》文章：脾，
如果你担心，你会伤了你的心。”“气若与脾合，脾实为肾所乘，故可畏。《本神》篇说：肾，畏而不悟必损精，“气合肾，乘心虚必畏”。
按照它的解释，精气汇聚于一器，使精气充盈，但其所克服的脏腑亏虚，故发病。但为什么心、肺、肾三脏相乘，产生脏腑的情志变化，而肝脾却没有脏腑的情志怒(思)呢？在这方面，
张景岳是参考《灵枢•本神》来解释的，但《本神》原文是“肾，盛怒而不止于此”，后面几段又有“畏而不悟，损于精”，所以根据他的推理，气脾相合是“怒”而不是“恐”。
讲道理讲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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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精气相克的理论
主要以张志聪为代表，他把本质分为阴精和阳气，认为心为阳器，而心虚则是阴精和阳气的结合。肾为阴，肾虚为阳，为惧。其他三脏，即肺、肝、脾，按照《本神篇》的标度，被认为是一脏不足，那么被征服的脏就会受到侮辱。
而且还有情感上的损伤。即“肝动则伤魂，肝气亏虚则悲”，“脾忧则伤神，肝气亏虚则忧”，“恐不解则伤精，脾虚肾气合则畏”，
这个理论的特点是把本质分为阴精和阳精来解释心虚和肾虚的原因，而其他三邪则用五行学说来解释，颇有创新，但似乎有强加于古人之嫌。
第五，倍增和威胁理论
这个理论可以在方药中和李俊龙的文章《谈“虚而相并”》中找到。根据《黄帝内经》及历代观点，结合临床实践，他们认为“虚”字包含一个相对概念，即脏腑因一虚而脏，相对固。
通过五行的组合，出现了更复杂的症状。所以他们把这段话分成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无敌脏腑与原脏腑之虚相结合；肾虚乘脾而显肾原脏“恐”之志，心虚乘肾而“喜”。
肺虚使心“悲”；另一种是它所胜的脏腑与其所胜的脏腑相合：肝虚是它所胜的脏腑对抗脾，表现为脾之“忧”，脾虚则是肾之“惧”。
简而言之，“虚与合”就是脏虚，其无敌脏可以合，其得胜脏也可以合，两方面都可以合。该理论强调人体是一个与五脏相关的整体，疾病的变化和表现复杂，但有规律可循，在中医辨证论治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建议在临床实践中根据患者的症状探讨原发疾病和继发疾病，以准确定位和定性。
六、错简说。
明代医家楼瀛持此观点，认为“忧”视为怒，“惧”视为思”。郭在《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中也说“忧”即恐惧，张琦说“忧视为怒”即恐惧，疑视为思、恐、惧。
如果你害怕，那和下面的‘怕在肾’没什么区别。“至于文末的‘虚而合’六个字，有人认为不是原文。《灵枢•九针论》的“五合”篇下，只说“指五精之气，亦为脏”。
艾国春说：“《太素》写‘精与藏合’，沈祖焕说：“上下之法，为五病、五邪、五液等。》，那么在“五结合”下面不恰当地加上了“不足与他人结合”这句话，无疑是一个注解。
《黄帝内经素问校释》也说：“空合者也：依上下文，此六字疑是后人注解。”
由于原文《黄帝内经》在抄写过程中各种字体和载体都有改动，难免有错漏和遗漏。测试《宣明五气篇》还有几个错误和歧义。比如《黄帝内经素问校释》认为“五害见”篇下“阴出阳”之名，
疑似“病好怒不可治”与上篇“阴出于阳，怒出于五邪”重复。根据上下文体例，“五害所见”从句下的“同生共死”一句也值得怀疑。相应的，《五精合璧》原文中有“忧”和“怒”的混合。
有可能在“怕”和“想”上犯错误，在“虚和合”的注解里混。
五精并发中风医案二则
中医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临床实践。明确使用“五精结合”理论的病例不多，但与中风治疗有关的有两个，一个是元代名医赵一德的病例，一个是明代陆阳玉的病例，叙述如下。
第一，赵一德对待陈靖楚的案子
“赵一德云：我当初试着敬陈一杯。因事(指道场祈祷祭祀，作者注)而倒，汗如雨下，诊脉大而空。我50岁时娶了一个少妇，现在从屈身之劳，于是阳气暴散(就像丹溪治疗郑氏病)，我赶紧煎了人参汤。
喝了半天，汗止了，气稍定，手脚竖了，沉默了，就在独山汤里加了竹汁，开痰。第二天早上，我伤心地哭了，一直哭了一天。我用言语安慰它，笑了。笑了五七天就没时间了。此嬉笑之人，为阴虚之功，火动其灵魂之脏，气相合耳。
按《黄帝内经》，所谓五精合，心火合肺则喜，肺火合肝则悲。贾立安和柏树属于泻火，这增加了李京的开合。第八天笑到不动，一月就可以踩了。
本文与上一篇(丹溪治郑案，作者注)相似，故其微异之治，药物之用，精粹之用，可见古人善于仿法而不仿之。"
参见余震《古今医案按》中的案例。患者中风倒地后，汗如雨下，脉象大而空，有失证、虚证的表现。于是，他紧急给沈度煎了益气回阳汤，加了竹汁化痰开窍，然后就出现了一天愁六七天笑的情绪异常。
这时，赵一德明智地指出，该病是五精合生所致，认为“心火合肺则喜，肺火合肝则悲”，是对“心火合肺则喜，肺火则悲”的临床诠释。治疗中加黄连、黄柏泻心火、肺火，加李静配合竹汁化痰开合，其组方构思巧妙。
精细化用药，难怪余震一直称赞。
第二，陆阳宇对待吴少申一案
“吴少灿的老老师五十岁了，又有新颜，很荣幸祭祖。她倒在地上，大汗淋漓，她很强壮，很热。她被扶到床垫上，不省人事。她很快得到了一位著名医生的治疗。医生都到了，都说先用纯牛黄。到达后，检查脉搏，合上尺子，浮几分钟，两寸刺入鱼际。
这种阴虚甚至是极度阳亢。因为病人说‘不倒牛黄就死’。将急用的生地原汁一升、人参一两、麦冬五钱、五味子一百片煎倒。两三次后，空气稍定，汗止。就像晚上睡觉一样。到第五次值班时，我处于恐惧状态，
如果人们会抓住它；凌晨，他又生气了，大骂；到了中午，我又笑了一会儿；黄昏，我再次哭泣；此后，病人认为这是偷偷摸摸的。这就是所谓的《黄帝内经》的五相组合。肾中有恐惧，肝中有愤怒，心中有喜悦，
而且是伤心在肺里。刘和健说‘平时不宜休息，肾水不足，心火极高’，可见此病。夜间阴盛，邪暂歇，午时阳长，所以我没有任何时间就穿行于五脏之中。还是用前面把人参减一半。在这十天的时间里，要么你悲伤地笑，要么你诅咒你的恐惧，在人事上节省时间和无意识，
跟它吃饭，不吃，不跟它说话，不思考，排便。半个月后，我不干了，从此调养.的药气血，100剂就好了。
陆少安说：肾水极弱，火游无节制，影响五脏。肾水用时，火与恐合；早晨，肝木为物，火合，声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中用火做事的时候，火是和笑结合在一起的；黄昏时，用肺金，火合，泣之。我有吴公之怪病，
因此，自然老师的奇迹是由它来统治的；有老师的绝技，所以武功的怪病很明显。"
这个案例可以在《陆氏三世医验》的陆阳宇医案中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患有气阴两虚和阳亢，并昏厥。陆阳宇结合刘和坚“五精合一”理论，阐述了患者病后情绪障碍的病因病机。关于“五精合一”的理论，
陆将“肝郁焦虑”改为“肝郁怒”，也是基于临床实际情况。治疗采用盛迪汁、生脉饮养阴益气降火，并逐步加入补气血药物，疗效显著。虽然下面这篇文章中陆少安的评论声名狼藉，但分析还是比较贴切的。
五精结合理论在中风辨证论治中的指导作用
如前所述，历代医籍中明确记载“五精合一”理论应用的并不多。因此，以上两篇中风病案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首先，两个案例都是中风综合征的案例。患者都是500多岁，都有新婚妻子。怀疑是宅内过度劳累，肾精流失。再加上祭祀过度劳累，反复虚脱，使体内气血紊乱，所以阴虚阳亢导致中风综合征。
一方面印证了肾精在五精中的关键地位，同时也证明了五精的组合多为“虚合”；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中老年人已经肾精不足，如果还纵欲无度，过度劳累，就容易发生严重的中风。
正如《临证指南医案》所说“精血尽，水不含木，肝阳亢盛，内风不时起。”《素问•调经论》还说：“厥则猝死，气则复生，不归则亡”，提示在治疗上，宜严补，先归阳固本。
然须佐滋阴降火之品，而且要守方长期调养，才可收效。现代研究亦证明扶正固本法对重症中风病的恢复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次，两案在患病翌日都出现了情绪改变，这提示我们中风疾病与情志变化的相关性。现代研究表明中风与情志有着密切的关系。情绪突变是中风的重要诱因，而中风患者发病后亦常出现与发病前完全不同的精神心理异常，
出现性格、行为和智力的改变。高淑英对经CT扫描确诊为脑血管病的50例中风病例进行分析，发现60%-70%的病例有明显的情志诱因，而中风发病后，则有60%以上的病例出现明显的情志波动。
区丽明统计急性脑血管病有精神障碍者占35.5%，且以45-74岁脑血管病患者出现精神症状多，占83.3%。这都告诉我们情志变化能诱发中风，而中风后又可导致情志变化，二者互相影响，
其情志变化可能是“精气虚而相并”的结果，而我们可以通过其“五精所并”理论判断其所病脏腑，详尽地探求其原发病脏和继发病脏，准确定位和定性，综合治疗。
第三，在疗程上，赵案通过治疗，“八日笑止手动，一月能步”，而陆案治疗“半月后而诂妄不作，自后调养气血之药，至百剂始愈”。从情绪异常表现上的种类和程度上看，前者表现出的情绪异常症状为悲和喜，相对较少，
可能提示其累及相并的脏器较少，程度较轻，病情较稳定，所以恢复相对较快；而后者情志异常多变，在一日之间经历了恐、怒、喜、悲等异常情绪定时交替发作，夜静而日作，提示其累及相并的脏器相对较多，程度较甚，
病情更复杂，故而治疗进程亦更缓慢。这提示我们，中风患者患病后情绪异常的种类、程度与中风病的预后可能具有相关性，可以作为预后判断的一个参考指标。
小结
中风之病，因其病因病机复杂，涉及多脏器、多经脉，治疗较棘手，疗效常不理想，特别是对中风脱证，预后多不佳。而且中风后继发的神志异常疾病亦成为当前中风证治中的难点和研究热点。
文章所探讨的两则医案运用“五精所并”理论指导治疗，收获良效，从中可以窥见“五精所并”理论对中风证治具有理论指导作用，亦可反证“五精所并”理论之内涵。这也提示我们，合理继承和阐发先贤的理论与经验，
即可加深对原有理论的理解，又可对现代中医临床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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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4年8月第29卷第8期，作者王国为、夏洁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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