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道长 山东东明中医院
薛伯寿教授是一位著名的中医临床学家,他的中医临床技能和蒲辅周先生的衣钵都得到了传承,并且在治疗内科、妇科、儿科等方面有很多创新和发挥。薛教授在临床实践中非常严谨务实,经常能够有精辟的见解。在我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进修期间,我有幸能够跟随他左右,亲身感受到他的大家风范。他将这些宝贵的教诲整理成文字,以供后人参考。
问诊很重要
薛老说,中医问诊很重要。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讲究“司外揣内”,通过外在症状来判断脏腑气血的功能。外在的临床表现中有些可以通过望诊和切诊识别,但大多需要详细问诊才能全面掌握病人的真实病情以及治疗经过,为正确辨证用药提供依据。明代的张景岳有个“十问歌”,叙述的就十分详细,临证可以用作借鉴。现在有很多医生不善于问诊,不重视问诊,受西医的影响,看看检查就开药,但凭病人讲讲就处方,这样很容易造成误诊和误治。
治病先治人
现在有很多疾病是由于人们平时摄养不当、饮食失节、作息失常、情志改变、运动减少等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对于病人与疾病来说,病为标,人为本。重病而轻人,实是舍本而求末。因此临床治病要先治人,要在用药的同时适当的给病人讲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比如说平时要适当的运动,饮食要清淡,心要静心情要开朗,工作要开心等等。在让病人吃药调治的同时,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去病之因,杜病之源。
外感与内伤
外感和内伤有时没有绝对的界限。从发病上讲,外感可以导致内伤,内伤易招外感。二者也可以同时互见,不能截然分开。从治疗上看,有很多治疗外感的方子不但可以治疗外感病,同样可以治疗内伤病。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但讲外感病,也讲内伤杂病。比如小柴胡汤和桂枝汤,不但可以治外感病,很多内伤病也可以运用,而且效果很好。因此,外感与内伤在临床上二者应结合来看。
守方与变方
薛老说,中医有时很有意思,既要“有方有守”、“效不更方”,又要“方由法立”,适时变方。那什么时候守方,什么时候变方呢?其实主要在一个“证”上。证变了,治法就要变,方子自然要作适当调整。这也就是所说的辨证论治。中医治疗很多病不是当时有效的,尤其是许多慢性病,都有一个康复的过程。因此很多时候治病不能操之过急,要守方缓治。但又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适时调整用药或变法调方。比如说一个长期腹泻的病人,初有湿热证用葛根芩连汤,病人吃了效果很好,但二诊时就不用了。有的人问,不是说“效不更方”吗?是呀,“效不更方”是没有错,但临床还要看病人的具体情况,病人久泻脾虚,故湿热去即停用苦寒之芩连,改用健脾渗湿止泻后病人吃了效果会很好。
新病与痼病
新病为标,痼病为本。素有痼病,容易招致新病。痼病复感新病,痼病往往因为新病而加重。新病为标,先治其标。把新病治好了,痼病也会随之减轻。当然在治疗新病时不是说就一点不去考虑痼病。在治疗新病时要注意到治疗痼疾,效果才会更好。
识病与识药
现在很多中医临床医生重于医而轻于药。这和时下的中医现状有一定的关系。以前的中医多从学徒出身,要先识药配药,并懂得中药的炮制。久而久之,每味药物的功效性味归经烂熟于胸,用起来就灵便许多。现在很多医生尤其是年轻的中医大夫压根就不认识中药,炮制更谈不上。只有“识药”,才能准确地用药来治病。否则,哪怕你识病准确,辨证无误,由于不“识药”,就难免造成用药不当或失误。
中医擅治时症急症
目前,很多人对中医存在误解,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对时症和急症的治疗效果不佳。然而,这种观点缺乏根据,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治疗时症和急症的。例如,《伤寒论》就是一本专门治疗时症的书籍。该书详细描述了伤寒热病的诊治方法,同时也对许多急症和坏症的治疗方法有详细的说明,而且治疗效果显著。后世医家也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清代中叶温病名家层出不穷,从而形成了中医治疗伤寒、温热病、瘟疫等时症、急症的鲜明特色。 然而,近些年来,中医在治疗时症和急症方面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甚至有些中医大夫也怀疑中医治疗急症和时症的能力,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种现象与当前的医疗环境有关,但中医的继承和发展需要我们作为从事中医的大夫自身不断努力。中医有很多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其中包括治疗时症和急症的方法。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中医的基本理论,努力挖掘中医治疗时症和急症的经验,并切实运用到实践中,为中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