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权量探讨：以《华佗传》为例

罗根海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了两个医案,分别引起了读者的疑问。第一个案例是广陵太守陈登患病,华佗为他诊治,发现他体内寄生了三种寄生虫,总计三升许。这让读者感到困惑,既然华佗能够准确地诊断出病症,为什么他不能直接将三种寄生虫吐出来呢? 第二个案例是,华佗用情治法治愈了一郡守的病,使其不再出血过多而痊愈。这让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失去大量血液会导致休克,甚至危及生命,为什么华佗却能够化险为夷呢? 这两种情况都涉及到度、量、衡问题,引起了读者的质疑。然而,这并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因为不知古今权量之别,对医家来说十分重要。如果不知道古代和现在的药物剂量差异,就会犯类似于汉代一两可以治病,而清代一两就可能杀人的错误。因此,了解古今权量之别对医家来说至关重要。

“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淮南子·天文训》）。古代制定度、量、衡的标准，来源于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如作为重量单位，十二粟定为一分，十二分定为一铢，十二铢是半两。再如，三十天是一个月，所以把三十斤定为一钧。四个季度合成一年，所以四钧定为一石，等等。

古代权量在汉代已逐渐完备，且有特色，对后世权量的影响颇大，又有文献为用做依据，可信度高。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特点。

特点之一：汉代度、量、衡与现代相比，尺寸较短，重量较轻。《三国志·华佗传》所记载的医案，凡所涉及权量之处，并非作者陈寿荒唐，其实汉代的一升只相当于今天的0.2023升。汉代的一寸只相当于今天的0.07寸，如此所载华佗的医案，便在情理之中了。

特点之二：善用比况表示法。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喜欢对事物做宏观上的概括和模糊的表述，于是在权量的表述时也透着一种“经验”的特点。以“方之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记载为例，如《金匮要略·厚朴麻黄汤》方中“石膏”一味旁注有“如鸡子大”。《金匮要略·半夏麻黄汤》方下有“右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小豆大”字样。《伤寒论·柴胡加桂枝龙骨牡蛎汤》方中有“内大黄切如棋子，更煮一、二沸”句说明。此外还有诸如“炼蜜和丸枣核大”、“枣肉和丸弹子大”、“炼蜜丸如梧子大”、“炼蜜丸如麻子大”、“如中指节”、“如手大”不等有关量的比况表述。

特点之三：药的剂量根据其剂型和药物特征的不同而使用个体单位量词表示。主要有枚、片、茎、把、撮、帖、壮、个等。如《伤寒论·干姜附子汤》方中有“附子一枚，生用，破八片。”如《金匮要略·旋覆花汤》方中的“葱”，旁注有“十四茎”。

特点之四：替代换算法。即用其它器具量取药物，然后再换算成常规的重量，这在汉代也很时尚。主要有：钱匕，汉时用“五铢钱”币量取药末，至没有药落为一钱匕，然后再取和常量换算，如“五铢钱”取药末一钱匕约重五百黍；方寸匕，它是古代较常用的量取工具，匕是一种用来舀取饭食的勺匙，其言寸者是指秦汉尺寸，方寸大小为一寸见方，一方寸匕的容量相当于十粒梧桐子大，重约三百黍；此外，还有“刀圭”，是一种形状象刀头的圭角，端部尖锐，中间低洼，可用它撮取散药，一般取药不落为度，约重三十黍。

“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韩愈《寄随州周员外》) 是一句非常有代表性的诗句。在现代社会,钱匕、方寸匕和刀圭等计量器具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实际应用价值,被更先进的度、量、衡器具所取代。这些工具的演进和科技的进步,使得我们更加精准地衡量和记录事物。 然而,这些工具虽然已经失去了实用性,但它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记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成为了一种象征,代表着中医中药的知识和传统医药学的精神。就像金丹一样,这些文化符号是不会过时的,它们仍然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应该珍视这些文化符号,不要让它们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消失。我们应该将它们传承下去,让后代也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