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的三次论争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古代说起。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可以消除疾病；使用石器时，创造了砭石针和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灸疗法。

历经几千年，从公元《黄帝内经》年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年，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繁荣中发展，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俗话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深信，中医正式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场辩论：中医败了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政府以“中西医兼收”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和校规中只提倡西医专科学校，将中医拒之门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遗漏中医案”。

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研究会创始人袁贵生率先表态：“教育部有规定，中医学校的课程中删除中医科目是可以容忍的。”从此开始了中西医的第一次论战。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王大燮公开提出再次废除中医。随后，教育部颁布的《教育条例》将中医全部抛弃在教育系统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药学会”会长俞等全国19个省市的中医，以及同仁堂、年堂等医药界人士，组织了一个“医救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疗部门。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支吾其词，称不会实施废除中医的政策。

同时仍然拒绝将中医纳入教育计划。中医领域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梁启超在第一次中西医论战中站在了西医一边。但在1926年，他的病成为中医支持者对西医发起反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经过x光检查，医生诊断为癌症。梁启超的弟弟梁中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症吧？”医生回答：“不一定是癌症。”又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剪掉。”手术后，解剖肾脏，

果然看到一个樱桃大小的黑点，但不是癌。不幸的是，病人的尿液中仍然有血，无法找到病源。

如果只是普通的医疗事故，再重提这个旧案意义不大。很多人关注这个案例，是想把“中医和西医孰优孰劣”这个争议多年的问题付诸表决。所以，梁启超“被西医断绝”的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事实证明，

梁启超入院前，请京师“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把脉，诊断“非急症”，即尿中有血，“不可能让其流二三十年”。西医切掉一个肾，结论也是“无故出血”。

梁中策《病院笔记》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的理想虽不足以服人，西医又怎能独断专行？”徐志摩在文章《我们病了怎么办》中也提到，西医的所谓“科学精神”，

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你去看你的眼睛。一个医生检查完出去了，然后两三个医生过来看谁管这个病。你得绕个弯才能找到答案。"

有一次发表了两篇《东引西学》，惹恼了鲁迅。7月5日，鲁迅发表《马上日记》，开篇就把矛头指向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了梁启超的一个肾，责难之声便风起云涌。

就连对肾脏研究不多的作家也在‘直言不讳’。与此同时，‘中医不能说’应运而生；肾有病，为什么不收黄伟？怎么了？为什么不吃鹿茸？“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铺天盖地。

1929年“废除旧病历”

俗话说“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有这样一对：爬山吃肉骂中医，岁月不老心不老；写、喝、说普通话都很难。可见的，

“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废除旧病历，终于引发了第二次中西医论战。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医的生死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废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敏毅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举了限制中医执业、禁止办学的办法。考虑到提议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

最后废除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通过，实施办法缓和了很多。

规定了废除中医的三个原则：“A:老医师注册以民国19年为限；b:禁止老医学院；c:剩下的，比如禁止新闻杂志等非科学的医学宣传材料，在报纸上介绍老医生，卫生部会尽量去做。”

法案一旦实施，中医被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提案一公布，首先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抵制。3月1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疗组织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医疗组织联合会，组成请愿团。

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该法案。舆论也支持中医领域，提出了“取缔中医就是让人死”等口号。

主张废除中医的余云岫和胡定安都曾在各大报纸上发表过废除中医的言论，回应了对中医的批评。争论火药味十足，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层面。

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不重要的事件，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薛杜比更是急于尽快平息这场风波。他曾多次公开表示无意废除中医。并当面向上访群众表态：“我当一天部长。

这项提议永远不会被允许实施。不久，请愿团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部的指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的法令。第二次辩论以中医领域的胜利而告终，该领域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民族医药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战

建国之初，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大辩论的帷幕。1950年，民国时期废除中医学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份题为《改造老医生的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除”改为“改造”。

中医将“失其本，而其源也。”

在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中之一就是“中西医结合”。遗憾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在实施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革变成西医。政府举办的中医药继续教育学校，

深造的是现代医学；年轻的中医也被选送到西医学院深造。这一系列原因让中医再次陷入困境。